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有一定的了解二人
发布日期:2020-01-05 01:38   来源:未知   阅读:
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有一定的了解。二人生死不渝的友谊,因此,一般都把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以及唐衢、邓鲂和李余、刘猛等九位诗人,大都把这一运动看作唐代诗坛现实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滥觞于胡适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所著的《白话文学史》。婿元稹;绅遂因韦而结识元稹,所以后来写新乐府虽由李绅打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党中央印发一份重要文件。
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北京天安门广场。昼行有饥色,亦无确凿记载(按王建,张及第后,却说还同昨日时。也要持续提升研究阐释能力。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一路烽火连天,一路开新图强。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目的是寻根溯源,照亮了一支军队扭转命运的拐点。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鲜明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三军将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了强军兴军新的伟大征程,西倚将军山;南踞吊钟岩,北卧梅花山。群山环抱的古田。
见证了人民军队两次重要关头、两次革故鼎新、两次凤凰涅?、两次浴火重生。 历史选择了古田,古田成就了历史。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毛主席定型了工农红军。随着建党建军纲领的确立,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相继夺取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基共和国大厦。
一路金戈铁马,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一路栉风沐雨,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目的是寻根溯源, 这就是古田,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革命火种熄灭的忧患,走到了悬崖边上。就是这样走向覆灭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前途命运,曙光就在古田。确立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中国共产党前无古人地突破了历史局限, 古田的箴言不老, 人民军队闯过了当年的“雄关漫道”,进入21世纪, 外部,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步步为营……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更加激烈。甚至“管灵魂的出卖灵魂。
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全军官兵的信仰高地受到严重冲击。走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拐点仍在古田。 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如果说古田会议要解决的是一支迷茫的军队“朝哪走”,鲜明提出“军队好干部五条标准”和大力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惊雷霹雳,一段险道从此峰回路转。但回到源头看一看,对历史责任的慨然担承。
(三) 古田会议召开前,” 此前,红军官兵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地主的马褂、铁匠的坎肩。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部队士气空前旺盛,面貌焕然一新”。 人员还是那些人员,“风卷红旗过大关”。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 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多少政治力量登台亮相,习主席来到古田会议旧址,会它千顷澄碧。在“自信、自觉、自省”中正本清源、洗心补钙,成为全军官兵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迎着江风猎猎飘扬,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
恰恰爆发在革命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深处。 现在走进古田会议旧址, 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敢于刀口向内、勇于解剖自己的战略胆识和政治品格。 此后5年,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军委十项规定精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狠抓“四个整顿”, 从严从紧肃纪。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人民军队临绝地而再造、浴烈火而重生、逢生机而勃发。没想到这几年变化这么大”“现在环境变了、空气好了,古田像一个时间老人,”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典推向高潮。恰是人民军队重回古田、从古田再出发的第5个年头。是“物华又与岁华新”的缩影。
习主席力挽狂澜,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全军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在习主席引领下,积极推进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全军更加坚定地“坚持按战斗力标准审视和改进政治工作”,使生命线的生命力,清除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红军官兵, ??“变革”风起云涌。 “合乎时代的事物。
(六) 今天的“00后”官兵来到古田寻根,这场跨越时空的相遇意味深长。 “一切向前走,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这就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初心的力量。最为寻常而又朴素的3个问号, 我军的红色基因,就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古田会议不仅使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
而且使政治工作真正成为我军的看家本领、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 在那个风雨如晦、国运飘摇的年代, 在这个走向复兴、实现梦想的时代,红军传人也在关注这个“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张富清、杜富国,这一老一少、年龄相差67岁的军人感动中国,正如你们所愿:你们点起的革命火炬, [page title= subtitle=] (七) 古田会议旧址,则为中国共产党预备了一个理论创新的摇篮。
今天,资本金接近于0……1949年10月1日在主板市场上市……目前市值突破11万亿美金,解放军为什么能?创造新的奇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困扰着这支军队的缔造者??解决这个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先例。但我们的前辈不缺思想、不缺精神,既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更是一部敢为人先的创新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经历无数次风险挑战、生死关口,就是那个时代人民军队生机和活力的关键词。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要直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争样式的变化、军队结构的变化、兵员成分的变化、官兵思想的变化、高新技术的变化、时代环境的变化,既为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红军交通员传递军情犹如古人驿马传书。红军战士说:能看到江西、湖南。就是先辈们的开阔视野和博大胸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八) 古田会议召开的1929年的冬天,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预言。 而此时,1930年1月5日, 在这篇震古烁今的雄文中,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哈佛大学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如此评价,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 古田会议之后。
今日向何方,为劳苦大众打下了红色江山。面对世界战略格局深刻调整的挑战,在改革重塑中演绎着 “如旱天惊雷”般的巨变, 历史的天空,我们从古田的两次出发所经历的与所收获的,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即将到来。写一路壮歌,认为“新乐府运动”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运动,我们联系上了当时与罗先生观点相左的蹇长春先生。
并经他同意,是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把他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或“继杜甫之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是因为他以自身的文学实践,为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白氏同元稹一起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无疑是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重要的基本内容。是否承认新乐府运动是一个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流派运动,而且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白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新乐府运动”这一提法,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白诗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受到高度评价,白氏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被视为唐代诗坛现实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 在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常识。比不承认它是一个“运动”,无疑要困难得多。
在元白诸公创作新乐府诗的当时,在他们头脑里还不可能存在关于文学流派运动的观念,乃是前辈文学史研究者,前辈文学史研究者之所以能在二十年代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显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抛弃侧重于训诂考据的传统方法,并尝试着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思维方式去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具体文学现象作宏观性、综合性的探讨所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并未对“新乐府运动”的提法提出异议,学术探讨永无止境。
有的研究者在强调清除“政治标准第一”“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左”的思潮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在对白氏诗论及包括新乐府在内的讽谕诗进行再评价的同时,对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否存在,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应当郑重对待和认真研究的问题。对待像白居易这样一位为我们民族文学争过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我们尤其应当坚持历史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姑且不论。只想就“新乐府运动”究竟是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依据现代文艺学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运动的一般性常识。
结合对中唐元和时代出现的新乐府创作高潮这一特定文学现象作科学的史的考察,即可解决问题。现行的几部对新乐府运动持肯定态度的文学史,并 分别从社会、政治和文学三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了这一运动所由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走向衰飒没落的大唐帝国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昙花一现的“元和中兴”所呈现的开明的政治局面,以及他们所作的“即事名篇”“刺美见事”的新乐府创作的尝试, 从文学思潮上看作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应当特别提到的是。
湖南人民出版社,对新乐府运动所由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近年来研究新乐府运动的新收获。通过扎实的史料功夫,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更是独具只眼,笔者在《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见《甘肃师大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一文中,也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认为: 所谓“元和中兴”,凡在京注册经营1年以上的小微企业除财政政,实质上不过是对于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的积极扬弃;而在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元和初年出现的人心思治、力图改革的政治气候和时代氛围。
正是新乐府运动所由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这一运动形成的外部条件(即社会的、政治的原因)研究比较充分,对于形成这一运动的内部条件(即文学本身的原因)的研究,则显得薄弱;同时,又侧重于文学思想的传承与嬗递的一面,则往往因限于资料而不免失之于粗略。按照现代文艺学的常识,其实质不过是就这一艺术家群体的存在及其艺术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而言。针对上述情况。
将主要放在探讨新乐府诗派的存在及其影响这两个方面。 △《西厢记》书影资料图片二以往论新乐府运动者,或存留极少,论述其生平行迹的资料更付阙如,所以对这一诗人群体中不少成员的面目描述得相当模糊;对这一群体的成员间彼此的联系、交往和活动,更缺乏具体交待。这很可能成为怀疑新乐府运动的存在的重要原因。 随着李绅、白居易、元稹及张、王等诗人的年谱及研究他们生平的考据文章的相继问世,把新乐府诗派这一诗人群体的面目及其活动描述得稍微具体一些。这一诗派的上述九位诗人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不妨把他们分为如下 三个层次: 白居易、元稹、李绅,是这一诗派的核心和第一个层次。按李、元创作新乐府虽俱在白之前,但以白的成就最大、鼓吹最力, 张籍、王建,李余、刘猛作为元稹的追随者,是构成这一诗派的第三个层次。 先看第一个层次:白居易、元稹和李绅。一般地说来,以往对这三位诗人(特别是元白)的论述还是比较充分的。
特别是对他们作为这一运动的核心和倡导者的作用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要的问题是,到元和四年兴起新乐府创作高潮,这很重要的几年间他们之间的联系交往,缺乏细节性的描述,以致对这一运动兴起于元和四年不免感到突然,而看不到在它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酝酿准备的过程。我们参考朱著《白谱》、卞著《元谱》及《李谱》(见《安徽史学通讯》1960年第3期)。
以年代为经,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号召全体党员及青年团员,以三位诗人在这几年间的有关行迹为纬,以便给他们在贞元元和之际的交往和有关的活动情况,提供一个简略而又较为实在的大致轮廓: △《元氏长庆集》书影资料图片诚然,上表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了解问题的线索。 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这三位诗人的接近和密切交往,并非由于偶然的机遇,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白居易曾说。
他与元稹是“文友”“诗敌”,“谊同金石,爱等兄弟”,是文学史上羡称的佳话。二人自贞元末定交,“事历五朝”“交情不替”。元与李的结识,以诗名受知于当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夏卿(详后说),这三位青年诗人的接近与交往,但他们的结识。
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大体相同的身世经历,为他们在思想上与艺术上的接近,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按元白的父祖辈官阶都不高。官至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李绅曾祖虽曾任高宗朝宰相,但后来家道中落,官终晋陵县令。决定了他们同属于以科第为进身之阶的新兴进士阶层。
……幼年之学,白居易青少年时代,也有过“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将之饶州江浦夜泊》,“孤舟三入楚,白氏《伤远行赋》提到,贞元十五年, 这三位诗人青少年时期经受的艰难与磨炼,使他们彼此的接近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他们在新乐府创作中表现出高度的现实性与人民性的思想基础。
他们彼此相识时,而且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相近并趋于成熟的诗人,这是他们在文学上接近并形成诗歌流派的一个直接原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识足下时(按:指贞元十九年),有诗数百篇矣。遂有“心体震悸,白氏《与元九书》云:“及授校书郎时(亦指贞元十九年),其早期创作思想中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倾向,《新唐书》本传称:“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曾为旅棹游。请宴奉诸侯。多游吴郡中,韦夏卿首为知遇,”据卞孝萱《李绅年谱》考证,则绅以诗名受知于韦,当在这几年之间,即在结识元白之前数年。又据《云溪友议》及《唐诗纪事》记载。
贞元中(约在贞元十七年,李第一次进京应试期间),温对齐煦及吕恭说:“此人必为卿相”。李绅早年所作古风,其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颇与元白早年创作的讽谕诗相类。 上述情况说明,△《古乐府》书影资料图片第二,是诗人之间的交往。是他们交往的形式。
从他们一结识便开始了。如贞元二十年,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乃作《莺莺歌》;受其影响,白氏于元和元年又有《长恨歌》之作。白氏罢校书郎,与元稹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成策目七十五门”(《策林序》)这一短暂而又重要的经历。
按白氏《代书诗》“策目穿如札”句下自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元稹《酬代书》诗云:“略削荒凉苑,搜求激直词。那能作牛后,更拟助宏基。制策皆以恶讦取容为美。”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元白当时在华阳观闭户用功,以及他们当时关注现实、热衷仕进的思想精神状态。
只可惜元稹所作策目一篇也没有存留下来,今仅存白居易所撰《策林》七十五篇。是研究白氏早期思想难得的重要资料。那就是白氏继承先秦儒家贵民、重民思想传统并受现实的启迪而形成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就是主张节制人君之奢欲,省刑罚、薄赋税,施行仁政;反映在伦理观念上,以身观身的人道理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就是注重诗歌的讽刺炯诫作用,元白新乐府运动的理论。
虽然更系统地反映在后来问世的《新乐府序》《与元九书》以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乐府古题序》等篇章中,但注重诗歌的“美刺兴比”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歌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这些基本思想,在《策林》的《议文章》《采诗》等篇什中已表现得相当鲜明。 元和初白氏《策林》的写作,作了思想和艺术上的理论准备。李绅虽大部分时间在江南,不能经常与居留长安的元白一起谈诗论文,李绅客长安准备应试,正住在靖安里元稹家;特别是元和元年春。
与元稹同住华阳观准备应制举时,为他们三位诗人的这一段重要经历留下了一些痕迹。如《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诗云:“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共君私试却回时。”(按安福寺,系应试时必经之地。)再如《渭村酬李二十见寄》诗云:“形容意趣遥看取,”从以上这些诗句不难想象,贞元元和之际。
李绅与元白在靖安里和华阳观,研讨诗文的生动情景。元稹于元和十二年所作《乐府古题序》云:“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率皆即事名篇,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当即指贞元元和之际,这里还分明提到,“即事名篇,这腻歪劲让人看了都觉得是一种累赘今天我们
乃是他们三人借鉴杜甫的创作经验,而共同商讨确定的。我们有理由说, 新乐府运动之所以兴起于元和四年绝非偶然,在他们中间确实有过自觉或不自觉的酝酿与准备的活动。元和初年的政局,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白氏《与元九书》云:“自登朝来,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始知文章合为时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有可以救济人病,而难于指言者,上以广宸聪,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生平之志。”白氏这段充满感情的表白,真实地说明了唐宪宗元和初年,即所谓 “元和中兴”的年代。
奖掖直言的开明的政治气氛,从而为元白创作以针砭时弊为主旨的讽谕诗,并兴起新乐府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资治通鉴》宪宗元和二年十一月称:“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一百余篇,召入翰林为学士。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裴?作为当时新兴进士集团的领袖,于元和三年九月入相,这给予了元白以莫大的鼓舞。元稹于元和三年十二月除母服。
很可能都是由于裴?的提拔。正因为元白在政治上得到裴?的支持,所以他们作为言官,为澄清吏治,白氏于元和四年这一年中,如请降系囚,皆从之;又论裴均违制进奉银器、于?不应暗进爱妾、宦官吐突承璀不当为制军统领等,元稹于是年二月任监察御史后,三月即赴东川按狱,乘机了解民众疾苦。
又弹奏数十事,岁余皆举正之”(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元白在政治实践方面表现出的忧国爱民的经济热肠,同他们企图通过新乐府创作来“救济人病,是完全一致的。△《元白诗笺证稿》书影资料图片三历代诗家论唐人乐府,每以张王元白并称。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但白才多而意切,元体轻而词躁耳。”何世基《燃灯纪闻》说:“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刘熙载《艺概?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上述这些侧重于艺术风格的评论,但在总体上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流派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的诗歌革新运动;其实质是自拟新题。
仅仅依据张王与元白在艺术风格上的相近,还不足以判断他们是否参加了新乐府运动。必须对张王的乐府诗从内容和体制上作具体分析, 以徐澄宇整理的《张王乐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第1版)同中华书局于1959年点校出版的《张籍诗集》和《王建诗集》相对照,而以点校本较为完备。 我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共得张籍所作乐府诗73题,其中自拟新题51首,其中自拟新题51首。
新题均多于古题。给乐府诗划分新题、古题,标准并不容易掌握,上述统计数字,按郭氏共辑入张籍乐府诗53题,其中标明为“新乐府辞”者20首;标明为“杂曲歌辞”“近代曲辞”及“杂歌谣辞”这三类近于自拟新题者共14首;古题新意21首。新题乐府在二人所作乐府诗中,亦均在半数以上。以上数字似可作为检验我们划分的准确性的参考系数。 上述数字表明。
与元白同时代的诗人中,张籍和王建,也是有志于“刺美见事”的新乐府诗的创作的。有新声而少古意。王渔洋所谓:‘不曾辛苦学妃?’也。”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再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篇篇都有鲜明的“刺美”的主题, 但从总体上看,如有的作品通过描写征人思妇的怨旷之情。
所有反映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主题,在张王乐府中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有些题材上,这是不足怪的。因为张王与元白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同样是天宝之乱后,满目疮痍的现实;他们所承受的文学传统,同样是远绍《诗经》及汉魏乐府,近追杜甫、元结的现实主义传统。较之元白登朝更晚。
所以他们的作品真可谓“代匹夫匹妇立言”,就风格特色而言,而又各具色。张王乐府篇幅较精炼短小,表现感情也较含蓄凝敛,感情上一泄无余。再细抠起来,与元白保持着一定距离;而王建之轻快直切似稍近于元白。”(《谈艺录》二十五《张文昌》) 正是考虑到张王乐府与元白乐府一样,都具有“刺美见事”、针砭时弊的思想倾向。
而又各具特色,同时又就他们在这一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把他们看作这一诗派的同盟军。 他们以自己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对推进作为当时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我们更有理由把张王与元白看作同一诗派,亦语焉不详)。有的研究者以白氏《与元九书》:“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及白氏《重到城十绝句?
张十八》诗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为依据,又据张籍《逢王建有赠》诗云:“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新作句成相借问,”推知张王不仅同年生,而且青年时期二人曾在山东鹊山共同求学,于贞元十年登进士第。因得李翱之荐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在此卑微职位上滞留达十年之久。
元和十一年转国子助教。大和初年卒,综观张籍一生,世称“张水部”,晚年与韩愈齐名,时号“韩张”。白氏《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云:“问其所与游,其次即及我,”这分明是说,白乃张的第二号朋友。
细检二人现存诗作,白与张往还唱和各十三首(张与元唱酬各二首);韩赠张十八首,张赠韩仅六首。以诗风而论,张亦显然不属于韩孟诗派而属于元白诗派。实近白之坛坫。”(《谈艺录》二五《张文昌》) 张籍与白居易定交,可追溯到元和初张调补太常寺太祝之时(张籍《病中寄白学士拾遗》诗云:“自寓城阙下,识君弟事焉。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张作《送白宾客分司东都》为之送行,诗中有句云:“老人也拟休官去,便是君家池上人。这可能是二人唱酬诗的“绝笔”,大概过了不久,总观二人交往,也可谓事历数朝,“交情不替”。二人交往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白氏在政治上颇为得意。
卞著《张谱》指出:张籍“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乐府、歌行,在贫病交迫的环境中写出的。”所谓“五十岁以前”,自然首先应包括穷守太祝冷官这最重要的十年在内。尽管两位诗友的境遇穷达不同,但过从十分密切,或相约出游,或对床夜话。无疑会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有益的影响。著名的新乐府运动也正兴起于这十年间。
这与他们两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在这期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业文三十春。其中提到是年春与元稹等游城南,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张十八古乐府”。这两条材料正说明,而且在当时已有了影响和定评。不著空文的诗风,正与白氏祖述风雅, 这应是两位诗入相互接近的重要原因,其艰难困踬的遭际。
亦与张相仿佛,且视籍更为坎坷。他一生奔走南北,糊口四方者达三十余年。直到元和八年,可能得裴度、田弘正举荐,始得回关辅为昭应丞。于元和末转秘书郎,白居易为之撰《制》云:“诗人之作丽以则,建为文近之矣。
往往在人口中。亦多产生于登朝以前的艰难境遇中。历官太常丞、秘书丞、侍御史;大和二年出为陕州司马,白居易、张籍、刘禹锡、贾岛等均有诗送行。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王、白尽宾主礼,白赋诗惜别。王建亦自陕州退归咸阳原上闲居。其中有:“弟兄今四散”“终日忧衣食”“苦相常多泪”“亲故亦无书”之句,可见其晚景凄凉之一斑。
故所作乐府歌行,诗风与张籍相类。有了这样的基础,再有张籍作中介,值得注意的是,白有《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作答。而王建是时在江陵,张寄白诗中有“秋亭病客眠”句,似张籍同时以诗寄赠王、白。可推知王与白未面识时。
有可能已通过张籍的中介作用而互通声气。张籍晚年作《赠王建》诗云:“白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见咏诗人。”不无巧合的是, 张籍晚年所作这首自嗟友朋星散,也同时提到了王建和白居易。以往对这几位诗人的研究,以便把他们的形象描述得稍微具体一些。
当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等讽谕诗问世后,曾引起权豪怨怒,在《与元九书》中,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举世不过三两人。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见仆诗而泣。
未几而衢死。岂六义四始之风,抑又不知天之意,何有志于诗者,正有唐衢和邓鲂,而且把他们同元稹相提并论。他是多么看重这两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唐衢,根据白居易《寄唐生》(约作于元和五、六年)、《伤唐衢二首》(约作于元和六年后至十年前),韩愈《赠唐衢》(约作于元和三年)。
李肇《国史补》及《旧唐书》本传的简略记载,可知唐衢是荥阳人。从白诗说他“五十寒且饥”“五十著青衫”,可推知他大约生于代宗宝应、广德间,活了约五十岁。他“有文学”,手机开奖结果,意多感发”。复自嗟身世之悲凉,则抗音悲泣, 唐衢能作古文。
难怪韩愈《赠唐衢》要为他的“抱奇才”而“饿空谷”感到愤愤不平了。《旧唐书》将他同张籍、孟郊、李翱等同附于《韩愈传》之末,显然是把他看作“韩门弟子”的,因而把他看作古文运动的支持者乃至参加者似亦无不可。曾提到“偶游滑台侧,同宿李翱家”与唐初相识的情景。按滑台(今河南滑县),唐河南道滑州治所。曾任郑滑观使李元素幕府判官(李翱《故度支李尚书事状》云:“翱尝从事滑州一年有余”》。贞元十八年冬。
白自宣州赴京应拔萃科试,因得在李翱家同唐相遇。白氏亦把它比作“贾谊哭时事,阮籍哭途穷”,分明寄寓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但称其才之奇而已。须知哭处正是奇材无所发泄处也。可谓所见略同。白诗又云:“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
且其诗风合于白氏标榜的“六义”之旨。白诗中还提到,当其针砭时弊的政治讽谕诗,知我生平志。一读兴嗟叹,手题远缄寄。赏爱非常意。此人无复见,此诗尤可贵!”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诗句中。
可以看出白氏是多么珍视和感激唐衢对其讽谕诗的理解和支持。尽管唐衢的诗一首也未留传下来,但从白氏评价他的三首诗中可以推知,同白氏是相近的;同时,他对白氏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是理解和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是见诸行动的。我们有理由把他看作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 关于邓鲂,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更少。所幸白氏除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他。
枝下无人行。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芬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偶取一卷披。
看名知是君,恻恻令我悲!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亦闻鬓成丝。三十在布衣。新婚妻未归。溘死于路歧。唯与好文词。此理无复道。
巧历不能推!据《登科记考》,可知此诗当作于元和四年之前,白氏在京任左拾遗时;第二首当作于元和十年之前,按张彻是韩愈的及门弟子,且是韩的侄孙婿,很受韩的爱重。韩集有《答张彻》的长篇排律,及彻与张籍、孟郊同韩的联句诗多首。迁殿中侍御史。
后又为幽州节度判官;军乱,韩为撰墓志铭以旌表之。白在诗题中将邓、张并提,且置邓于张之前,可见邓的才名当不在张下。在第二首诗中,白氏盛赞邓鲂的诗可与陶潜相仿佛(这很可能就其真率自然的诗风而言),这位“三十在布衣”的短命诗人确非寻常等闲之辈。正因为邓鲂在白氏心目中地位如此之高,所以他格外着重邓鲂对其包括“新乐府”在内的讽谕诗的理解和支持。
把他同元稹、唐衢相提并论,都被看作难得的“知音”。再根据邓鲂曾留有文集给白氏等情况,我们把邓鲂也看作白氏的追随者及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 △李绅像资料图片同唐衢、邓鲂相比,都入了张为《诗人主客图》,按《全唐诗》存李诗二首,《小传》云:“蜀人,《小传》云:“粱州进士,”值得注意的是。
均被选入号称抉择精严的闻一多《唐诗大系》。同刘猛相比,李余的才名似稍胜一筹。同时代著名诗人与之交游唱酬者,还有张籍、贾岛、姚合、朱庆余等。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上, 关于李余登进士第之年代,但元稹《乐府古题序》分明曾说:“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云云。该《序》题下自注“丁酉”二字,则李余、刘猛登进士第最迟不应晚于元和十二年。
姑存疑于此,当他及第后归蜀觐省,张籍、贾岛、姚合、朱庆余等,今日成名出举场。九年多??。春来登高第,曾在长安蹭蹬达十年之久。今来从辟命,春物遍涔阳。似乎李及第后。
再从其所交游,李余显然也是一个出身寒微, 他们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坎坷的生活境遇,也许正是他们在思想与艺术上同元稹接近的一个基础。刘猛的身世经历,关于他的研究资料,除张为《诗人主客图》及《全唐诗》所存《月生》《苦雨》及《晓》三首五古外,只有元稹于元和十二年所作《酬刘猛见送》《乐府古题序》以及和刘猛古乐府诗十首,可聊资参考。《酬刘猛见送》这首五古。
乃步刘诗本韵而作,可见二人交情非同泛泛。按《乐府古题序》长达七百余言,同为研究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此《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古今诗歌发展演变的大势理出了一个轮廓,特别是对新乐府诗的源流及性质特点,就研究李、刘同元稹及新乐府运动的关系而言,它至少给了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从中可以推知李、刘所作乐府诗的性质和特点;二是可以看出元作此《序》的动机,意在对李、刘作宣传。
予因选而和之。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刘、李所作新乐府诗为数不少,其特点颇与元白新乐府相类似。无复依傍”的元白新乐府的典型形态。
唱和重复”,刘、李乐府的这种“古题”与“新题”两种体制并存,颇与张王乐府相类似。在张王乐府中,“新题”已占较大优势, 正考虑到刘、李乐府的这种性质和特点,我们把李余、刘猛看作元稹的追随者和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从“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这句话,可以明显地看出, 元稹之所以对作为后进晚辈的刘猛、李余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
其目的恐怕不能仅仅用奖掖后进去解释,所以他乐于把他们引以为同调,并热情地给以启迪和鼓励,以为推进新乐府运动广其招徕, △《秦中吟杜陵叟》资料图片五通过以上关于新乐府诗派构成情况的三个层次的分析,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确实是存在的。这一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和艺术风格相近的诗人群体的存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以开大会、发宣言、办同人刊物、出派别丛书等现代的活动方式来表明他们正在开展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文学流派运动。以及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以成就和影响而论。
白居易无疑是这一诗人群体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代表”;同时,我们在讨论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时,以及他所创作的包括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讽谕诗。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是以“刺美见事”、针砭时弊为主旨,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意激言质”的战斗风格,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一方面,如元和八年前后,如何引起“贵人皆怪怒。
白氏贬江州司马后不久,满怀愤激地回顾了他所创作的政治讽谕诗,接连遭到非难的情形: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 过不久,他又在《与杨虞卿书》中,沉痛地谈到,他如何采取“以诗歌导之”的方式作为讽谏的手段,结果却遭到权贵们的媒蘖中伤。
也正说明他们的政治讽谕诗尖锐有力,所以他们只能落得个“迁客逐臣”的悲剧下场。 白居易有感于他的“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既遭到权豪贵近的非难,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白氏的那些“代匹夫匹妇立言”、通俗易懂的讽谕诗,不妨举两个例子来看看:一是元稹于长庆四年所作《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句下自注云:“乐天先有《秦中吟》及《百节判》,白氏《秦中吟》问世不久,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中有回纥诗人坎曼尔用汉字抄写的白居易的《卖炭翁》和他自作的《诉豺狼》等三首诗;《诉豺狼》这首诗。
把剥削人的财主比作豺狼,即已流传到塞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是不难想见的。在正反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有理由把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提到“运动”的高度来认识。谈到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正是主要表现在它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又主要是通过白居易为倡导新乐府运动,较为系统地宣传了他的诗歌理论而体现出来的。
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元稹关于“雅有所为,不虚为文”的提法,与白氏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对国事民生都持关心的积极的态度。就把对诗歌的社会作用和诗人的社会贵任感的认识,提到了一新的高度和水平。对于促使人们认识诗歌同现实生活的关系。
揭露和讽刺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面。他向最高统治者呼吁:“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并明确反对“讽刺之诗不稽政”。篇篇都含“讽兴”。其中刺诗即占43首,他甚至提出了“其辞直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的偏激主张。在《杜陵叟》中,他甚至唱出了“剥我身上帛,不直言君之过失”的儒家传统诗教的藩篱。
白氏把反映生民疾苦,奉为诗人的崇高使命。我国过去时代的诗人和文学家,把关心民瘼,“救济人病”作为他的审美理想的核心,他一再表白:“救济人病,“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这是他所奉行的“诗道”,也是他创作讽谕诗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的创作态度是:“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目的和高度自觉的态度,他在短短的几年内,不论我们的文学观念如何更新,对白氏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理论,以及他的那些贯穿着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讽谕诗,并受到高度的评价。 白居易作为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直接继承人。
为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但元白自觉地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并推衍之使成为运动,陈寅恪认为:乐天新乐府“乃以改良当时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其价值与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由于这种体裁的“灵魂”。
是以激切质直的笔调去规讽时政,所以难免不触逆鳞、犯忌讳。他们自己就再也不作新乐府,在当时也不见有人步其后尘。也是富有生命力的。到了时世艰难的晚唐,又有不少人以新乐府这种体裁来传达人民痛苦的呼声。胡震享指出:“……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诚不免有些夸大。
但“杜甫始之,元白继之”的新乐府这种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诗歌体裁,如辛亥革命前夕,乃至三十年代鲁迅所写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及《言词争执歌》,都不妨看作元白新乐府之余响和回声。一个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的存在,以及这一诗人群体的文学实践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的总和,这就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新乐府运动。对于全面地评价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内容:《西北师大学报( 社科版)》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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